QJE-制度塑造了近500年全球财富格局，而不是地理

过去500年间，全球财富（发展）格局发生了逆转。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在1500年时是最富裕的文明，而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文明发展水平较低。但今天，美国、加拿大、澳新等国的收入水平要比现在的印度、墨西哥、秘鲁高出一个数量级。是地理注定了国家的命运，还是制度决定了民族的兴衰？

论文用1500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作为经济繁荣的代理变量，发现它们与今天的人均收入呈负相关。这一 “财富逆转”的模式与简单的地理假说不符。论文认为这一逆转反映了欧洲殖民主义导致的制度变迁。在相对贫穷、人口稀少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倾向于大规模定居并建立鼓励投资的制度；而在原本繁荣、人口稠密的地区，掠夺性制度更有利可图。这种“制度逆转”可以解释500年间的收入逆转。

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工具变量法，作者证明了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良好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长期发展。该文反驳了地理假说，强调了制度对现代经济表现的重要影响。

标题: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期刊: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作者:

• Daron Acemoglu：Institute Professor at MIT and an elected fellow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the Brit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Turk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the Society of Labor Economists.
• Simon Johnson：the Ronald A. Kurtz (1954) Professor of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 James A. Robinson：British economist and political scientist. He is currently the Reverend Dr. Richard L. Pearson Professor of Global Conflict Studie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the Harri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发布时间： 01 November 2002

引言

过去500年全球财富格局逆转

在1500年，像莫卧儿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这些地区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相对繁荣的经济。而北美洲的某些地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相对未开发，经济落后。然而，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今，美国、加拿大、澳新等国的收入水平要比印度、墨西哥、秘鲁高出一个数量级。这个现象被称为“财富逆转”，即论文标题里的Reversal of fortune。

1500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与当今的发展水平呈负相关

由于1500年尚无人均GDP概念，作者使用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来衡量150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 城市化率：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作者引用了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数。高人口密度通常与农业生产力高的地区相关，这些地区能够支持较大的人口。

下面两幅图展示了1500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与1995年人均GDP（考虑购买力平价）的负相关关系：

⬆️上面两幅图展示了1500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与当今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可以发现像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在1500年时城市化率基本为0，但却是当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几个国家。而摩洛哥（MAR）、卢旺达（RWA）、孟加拉国（BGD）等地在1500年时拥有很高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但却成了当今世界最为贫穷的几个国家。

当今世界城市化率与发展水平正相关

⬇️下面这幅图同样展示了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关系，但横轴改为当今的城市化率，可以发现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是正向关系。图中的香港（HKD）、新加坡（SGP）、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城市化率很高，同时人均GDP也很高。

图中左下角主要是非洲的贫困国家，如埃塞俄比亚（ETH）、坦桑尼亚（TZA）、厄立特里亚（ERI）。

是什么导致了过去500年间全球财富格局的逆转呢？是地理注定了国家的命运，还是制度决定了民族的兴衰？

地区发展差距的地理假说

地理假说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繁荣差异主要是由地理、气候和生态特征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假说的支持者认为，自然环境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多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汤因比、马歇尔、亨廷顿和米尔达尔等。地理假说有多个版本。

简单地理假说

简单地理假说认为，地理、气候和生态特征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这种假说的核心观点是，地理因素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疾病环境和农业生产力等直接决定了经济繁荣的差异。

• 气候的直接影响：例如，气候适宜的地区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也较高。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气候适宜的地区往往更富裕；
• 疾病环境：热带地区的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疾病的传播，特别是传染病。这些疾病环境不利于人口健康，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
• 农业生产力：地理因素决定了农业生产力。例如，适合农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可以提高作物产量，进而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

简单地理假说强调气候和疾病等地理变量对生产力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此预测1500年相对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今天也应该相对繁荣，然而这与事实不符。

复杂地理假说（温带漂移假说）

复杂地理假说认为某些地理特征在 1500 年对成功的经济表现没有用处，甚至有害，但后来可能会变得有益。即地理因素并不是一直固定地影响经济表现，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作用会有所不同。地理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或与特定技术条件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温带漂移假说，其主要关注点如下：

• 农业技术的扩散：温带地区因为适合某些高产作物（如小麦和大麦）和农业技术（如重型犁和轮作制度）的应用，在农业革命之后逐渐变得更为富裕。这些农业技术和高产作物在热带地区并不适用，导致温带地区在农业生产力上占据优势；
• 人口密度和技术扩散：温带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促进了技术扩散和经济发展。较高的人口密度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 长期的经济重心转移：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从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向温带地区转移，这一过程被称为“温带漂移”。随着时间推移，温带地区的经济表现逐渐超越了热带地区。

尽管看似合理，但温带漂移假说无法解释发展的逆转。首先，相对收入的逆转似乎与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人口密度和繁荣有关，而不是与该地区任何固有的地理特征有关。此外，根据温带漂移假说，当欧洲农业技术传播到殖民地时，这种逆转应该立即发生。然而，虽然欧洲农业技术（至少在北美）的引入发生得更早，但逆转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并且与工业化密切相关。

复杂地理假说的另一个版本可能是某些地理特征，例如煤炭储量的存在或易于进入海洋，促进了工业化。后续的实证否定了这种假说。

地理假说的其他版本

• 新石器革命和长期历史影响：戴蒙德认为，新石器革命（即农业革命）首先在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发生，例如新月沃地。农业革命的早晚决定了这些地区在技术和社会组织上的领先地位。由于农业革命的时间差异，不同地区在技术发展和军事力量上出现了差距。这些差距影响了欧洲殖民时期的征服和统治策略；
• 杰弗里·萨克斯的现代版本：强调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地理因素，包括疾病环境、农业生产力和运输成本。如地理位置影响运输成本，靠近海岸线和内陆可航行河流的地区运输成本较低，更有利于经济活动和贸易。

尽管地理假说的多个版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经济繁荣的差异，但许多时候地理假说的预测与现实发展相冲突，并且论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在长期经济表现中的作用相对有限。

制度假说

制度假说认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表现差异主要是由其社会制度和组织方式决定的。具体来说，那些能够提供投资激励和机会的社会更有可能繁荣，而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社会则往往会陷入贫困。简单而言，制度可以分为两类：

• 私有产权制度（Institutions of Private Property）：这种制度确保了个人对其财产的控制权，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活动。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可以预期他们的投资回报将得到保障，因此更愿意进行投资和创新；
• 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在这种制度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利用权力掠夺大部分人口的财富和资源。社会中大多数人口面临着被政府、统治精英或其他代理人征用和劫持的高风险。这种制度抑制了投资和经济活动，因为大多数人缺乏安全感和投资激励。

约翰·洛克早在17世纪就强调了产权保护对生产活动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产权保护，生产活动无法有效进行。亚当·斯密也指出，“和平、低税和公正的管理”是经济繁荣的关键。

制度假说认为，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制度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良好的制度能够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促进市场竞争和鼓励创新。制度具有持续性，一旦建立，往往会长期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然而，当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时，经济表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欧洲殖民主义导致了一种“制度逆转”：在原本贫穷的地区引入了私有产权制度，而在原本繁荣的地区引入或维持了掠夺性制度。

欧洲殖民者如何选择制度

历史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殖民者在以前人烟稀少、不太繁荣的地区引入了相对更好的制度，如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和新加坡等一些殖民地，欧洲人建立了私有产权制度。在另一些情况下，欧洲人建立或接管已有的掠夺性制度，以直接开采资源，发展种植园和采矿网络，或收税。

欧洲殖民者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有两个因素很重要：

• 拟采取制度的收益水平：当掠夺性制度的收益更高时，欧洲人更有可能选择它们。在人口密集且已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如中美洲和南美洲，殖民者发现掠夺性制度更为有利。这些地区往往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殖民者往往利用或改造现有制度，以实现掠夺目的。通过征收重税、强迫劳动和剥削现有资源，殖民者可以迅速获取大量财富。例如，西班牙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实行了“恩科米恩达制度”（Encomienda），迫使土著居民进行繁重的劳动，并向西班牙殖民者缴纳贡品；
• 欧洲人能否定居：在人口稀少、环境疾病较少的地区，如北美和澳大利亚，殖民者则倾向于建立定居点并发展农业和商业活动。这些地区没有现成的资源供掠夺，因此殖民者更倾向于创建稳定的社会结构，吸引更多移民，推动经济发展。例如，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私有产权制度和自治政府，鼓励欧洲移民定居并进行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此外，当大量欧洲人定居时，定居者中的下层人士要求获得与祖国类似甚至更好的权利和保护，这使得为社会各阶层发展有效的产权制度更有可能。

对于这一部分，有两点需要注意：

• 掠夺性制度也可能是均衡制度（equilibrium institutions）。在掠夺性制度下，统治者可以垄断贸易、征收高额赋税、强制劳动等手段，从经济活动中获取大量租金。这些租金为统治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使其倾向于维持现有的掠夺性制度，而非进行改革。只要租金足够高，统治者就能够承受掠夺可能带来的经济低效和社会不满，使得掠夺性制度能够持续存在。根据前殖民地的发展经验，均衡制度很可能是为了最大化欧洲殖民者的租金，而不是最大化长期增长；
• 重要的不是欧洲列强的“掠夺”或直接开采资源，而是他们为支持开采而建立的制度的长期后果。这些制度的显着特征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从其他人口中榨取资源。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的主要目标是从美洲获取白银、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并自始至终垄断军事力量来开采这些资源。为此而建立的采矿网络是建立在强迫劳动和对原住民的压迫的基础上的。

实证策略和基本结果

本文采用了多种实证策略来论证欧洲殖民引致的制度变迁，尤其是制度逆转，是解释“财富逆转”的关键。具体而言，作者主要采取的实证步骤和基本结果如下：

(1) 使用历史数据记录“财富逆转”现象

作者收集并整理了1500年的城市化率、人口密度数据，以及现代的人均GDP数据，通过散点图直观展示了1500年和今天的经济表现负相关，即“财富逆转”；使用简单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了这种负相关关系的统计显著性和稳健性。

(2) 系统检验地理假说的解释力

在回归中加入了各种地理变量，如纬度、气温、湿度、土地肥力等，发现“财富逆转”在控制这些变量后依然成立。这表明简单的地理决定论难以完全解释逆转现象。进一步检验了与工业化相关的地理变量(如煤炭储量、通航距离)的作用，发现它们对逆转的解释力也有限。

(3) 提供制度假说的证据

使用多个反映殖民策略和早期制度的变量(如欧洲人定居比例、强制劳动普遍程度)，发现它们与今天的经济表现显著相关。这支持了殖民引致的制度变迁的重要性。

使用反映制度特征的变量(如法律渊源、产权保护)，发现它们能够很好地解释“财富逆转”，且在加入地理变量后依然稳健。这进一步支持了制度的核心作用。为解决内生性问题，论文选取欧洲殖民时期的移民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高死亡率地区欧洲人难以大规模定居，倾向于建立榨取性制度；低死亡率地区欧洲人能够大量定居，更可能引入保护财产权的制度。

通过考察逆转发生的时间，发现它与工业革命和制度重要性上升的时间一致。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关键时间节点，进一步推动了逆转现象的发生。拥有良好制度的社会能够更好地利用工业化机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制度质量较差的社会则未能抓住这些机会，导致经济表现相对落后。

(4) 反驳其他竞争性解释

主要考虑了欧洲移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思想的传播模式策的影响。

• 关于欧洲人直接影响的反驳：作者考察了欧洲移民人口比例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如果人力资本是关键，那么欧洲移民比例应该与今天的人均GDP正相关。但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制度变量后，移民比例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表明制度而非人力资本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一些案例进一步支持这一点：欧洲移民比例高的阿根廷经济表现不佳，而移民比例低的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增长迅速；
• 关于技术传播的反驳：作者指出，如果逆转反映了技术从欧洲向相对落后地区的传播，那么这种传播应该导致经济表现的收敛而非分化。但长期数据展示了发散而非收敛的模式。这表明单纯的技术传播不足以解释“财富逆转”。文献进一步表明，技术收敛取决于接受国的制度、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等因素，这也凸显了制度的重要性。

结论

• 在过去500年里，1500年相对富裕的地区如今相对贫穷，而当时较为落后的地区现在则更加富裕。这一逆转现象通过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的数据分析得到了验证。这表明，1500年的经济繁荣与现代经济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研究表明，制度质量是导致经济繁荣逆转现象的主要原因。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引入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具体取决于当地的人口密度、经济状况和移民死亡率等因素。论文通过工具变量法，使用移民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证明了制度质量对现代经济表现的显著影响。高死亡率地区倾向于建立掠夺性制度，而低死亡率地区则更可能引入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
• 论文反驳了将经济发展主要归因于地理因素的地理假说。尽管地理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经济发展有利，但它们无法解释为何曾经繁荣的地区现在相对贫穷。论文的实证结果显示，1500年的地理优势并未转化为现代的经济成功，反而是制度质量决定了长期的经济表现；
• 逆转现象主要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拥有良好制度的社会能够更好地利用工业化机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制度质量较差的社会则未能抓住这些机会，导致经济表现相对落后。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加剧了逆转现象的发生。

号外

• 该文的标题 Reversal of fortune ，其中 Fortune 这个词蛮有意思，它既指财富，又指命运、前途、际遇；所以标题所谓的“逆转财富”，也可以理解为发展际遇的转变，或者命运转折；

• 制度假说和相对收入的逆转并不排除地理因素在某些早期时候通过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只是认为制度差异是当今人均收入差异的主要根源。在原文中，作者写到：

  首先，1500年经济繁荣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地理因素（例如，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生产力更高）以及非地理影响造成的社会组织差异。其次，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a] 中所强调的，欧洲定居点以及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欧洲人面临的死亡率，这是一个地理变量。

  这里的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a] 就是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原文信息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17, Issue 4, November 2002, Pages 1231–1294, https://doi.org/10.1162/00335530232093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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